来源：北京晚报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红色地标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事迹，带着我们的思绪回到那火热的年代。共产党人为救国图存而呼喊，而奔走，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她的丈夫何孟雄，就是其中的人杰鬼雄。

缪伯英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缪伯英、魏野畴、许兴凯等一批学子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北京地区最早的两个支部分别是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而西城支部就是以红色师范中的党员为主。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军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由一二·九运动发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介绍了七千多名革命青年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本期我们要探访的第一个红色地标，就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旧址。第二个红色地标是辅仁大学旧址，作为留守北平的抗日据点，该校仅在1944年就有数十名师生被日寇抓捕。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是本期探访的第三个红色地标，当年在纪念亭所在区域举办的爱国军事夏令营，使心怀抗日救国志向的学生们学习到基本的军事知识。

辅仁大学旧址 摄影：白杏珏

红迹27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旧址

首位女党员不让须眉

春节里的南新华街，多了几分宁静。从和平门出发，沿着南新华街向南走段路，就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此时仍是寒假，往日热闹的校园一派安宁，正等待着开学那天敞开怀抱，迎接朝气蓬勃的学生们。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史展览馆旁边有一座北京杏坛美术馆。美术馆楼体的一侧，立有一块石碑，碑文曰：国立高师图书馆旧址。这里，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旧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900年，当梁启超写下这样慷慨激昂的语句时，或许正想起那所自己倾注心血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清廷委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其中，师范馆为建设之重，后逐渐发展壮大，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至厂甸，也就是如今的南新华街区域。民国时期，优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北京高师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梁启超是该校董事会主席。

自师大创立之初，便一直有男女两高师的说法。北师大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魏书亮介绍说，1931年7月1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前身为男高师）与原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为女高师）正式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如今北师大之前身。并校后的北师大学科建制完善，学术英才辈出，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尽显红色师范之本色，培养出的进步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为建党伟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女高师理化系。远走他乡，缪伯英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她的发小杨开慧早已在车站等着她。杨开慧骑着自行车，载着缪伯英来到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宅院子里。在那里，毛泽东、何孟雄、杨昌济、邓中夏等人正在谈论时事。同样在那里，缪伯英结识了未来与她并肩作战的革命伴侣何孟雄。

青年人心中的火种，需要前辈为之撒播。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举家迁至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 24号）居住。这座小院正在两高师附近，从1920年秋季起，李大钊同时在两高师任教。魏书亮表示，两高师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两高师学生缪伯英、魏野畴、许兴凯等先后加入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党团组织中。缪伯英还经常把进步书刊秘密带回女高师，在同学中传阅。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没过多久，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1921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同年秋天，何孟雄和缪伯英在景山西街中老胡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夫妇。他们合制了伯雄藏书图章，以表终身为革命的心志。这对英姿勃发、同心同德的革命爱侣，一时为人们所称羡，称为英雄夫妇。

何孟雄和缪伯英的加入，只是一个开始。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据魏书亮介绍，1923年，魏野畴经李大钊介绍正式入党。这位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由此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后来成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此外，楚图南、邵式平、黄道等一批高师学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高师及其附中的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成为高校建设和发展党组织、学生爱国进步活动的一个北方中心。

五四运动的锤炼、李大钊的推动，让两高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组织的重要阵地。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下设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中共北京东城支部。西城支部以两高师的党员为主，首任书记便是缪伯英。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再加上清贫的生活，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年仅30岁。1931年1月，她的丈夫何孟雄在上海被敌人抓捕，2月7日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一二·九运动后，在党的号召和引领下，平津学生联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众中间宣传抗日救国。其中，北师大体育系学生姜文彬任副总指挥。由此，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1日，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代表大会，商讨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为一切工作的宗旨，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敖白枫（又名高锦明）担任队长。与既往学生组织有所不同，民先主动放弃了诸如游行、罢课等斗争形式，而经常以露营、爬山、集体行军、游击战演习、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活动。究其原因，在于民先领导者意识到，青年学生应当以促进抗日战线形成、提升自身军事与政治能力为中心任务，如此方能为抗日斗争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让民先改变了组织方式，开始积极介入抗日斗争，开展了多次赈灾运动，如万件棉衣运动等，为军队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持。至卢沟桥事变，民先的进步青年们意识到，战火迫在眉睫，转而全面动员广大青年支援抗战、奔赴抗战第一线。

曾经的军事训练，为投身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平失陷后，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一些民先队员加入了著名的平西游击队。在远郊地区发动游击战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民先队员走向华北其他敌后战场。据《新华日报》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经民先介绍到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即达七千余人。所以，当时华北流传一句话：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

红迹28 辅仁大学旧址

留守北平与敌斗争

定阜街是一条宁静的街道，宽度只有两条车道。沿着定阜街向东走到尽头，便能看到一座古朴大气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正门是汉白玉石拱门，门上雕刻着山石松树的纹样；屋顶是三个排列有序的歇山式屋顶，覆绿色琉璃瓦，下有仿中国传统木斗拱形状的石拱，四角设有角楼。这里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又一前身辅仁大学的旧址。

辅仁大学所在地原为涛贝勒府。相较于不远处的恭王府，涛贝勒府的名声并不大，但其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涛贝勒府旧主载涛为光绪帝之弟，清朝覆灭后，载涛将王府永租（实为卖）给了美国本笃会，作为当时筹办的辅仁大学校址。

辅仁大学的前身为辅仁社，取《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典，原是教育家英敛之在香山景宜园开办的学校。英敛之去世后，陈垣接任社长，继续筹措款项，正式建立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主楼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整体恢弘大气，又不失典雅。

正如同时期的知名高校，那时的辅仁大学，不仅是学术的阵地，更是爱国运动的前线。

走进辅仁大学的校门，拾阶而上，便来到了学校的礼堂。1932年11月22日，就是在这里，鲁迅先生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当时，为了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鲁迅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巡回演讲，批评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那天下午，辅仁大学门口人头攒动，其中有试图阻拦听众的警察，但更多的是闻讯而来的爱国师生。鲁迅一如既往身着长布袍，当他登上讲台时，大礼堂里挤满了观众，按照礼堂所能容纳的人数计算，总人数达到了一千两百人。鲁迅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点燃了人们对当局的愤怒，会场上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演讲进行到四十分钟左右，陈垣校长突然上台，递给了鲁迅先生一张纸条，而后领着他匆匆从后门离开。刚走一会儿，警察便冲进会场，礼堂内顿时一片混乱。

如今，礼堂早已没有当时的拥挤与嘈杂，但鲁迅先生坚定有力的话语，似乎还飘荡在空气中。走出礼堂，穿过走廊，路过一间间点缀着午后阳光的教室，来到图书馆的门前，便能看到主花园的入口。许多人来到这里，便会为这大观园一般的美景所吸引，流连忘返。其实，若是不急着进入主花园，而是转过身来，便会发现图书馆两侧各有一扇门，通向两个僻静的角落。这里没有美丽的连廊与亭阁，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景。走进右侧的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山坡，坡上立着一块书册形状的石碑。爬上小坡，能看到碑的正面为启功先生所题写的碑文：一二·九运动纪念碑。这块石碑所纪念的，正是辅仁大学师生动人心魄的爱国故事。

在1935年12月北平青年的两次爱国大游行中，辅仁大学的学生都是积极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参与游行的辅仁大学化学系学生文立征在给表弟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血和肉。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这位用血与肉抗争的爱国学生，南下山东，成了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1945年2月22日深夜，因叛徒告密，他遭到了敌伪武装的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他的动人故事，后来被电影《铁道游击队》所采用，政委李正即以其为原型。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正是千千万万如文立征一样的青年，用自己的身躯，在持久的黑暗中，燃起了熊熊之火。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成为日伪时期少数留下来的高校。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孑然独立，成为唯一不悬挂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教材、不开设日伪奴化课程的高校。为了监视控制师生，日伪经常来校盘问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从1939年开始，日伪甚至派遣特务到学校任教、上学，以严密监视爱国师生的一举一动。

真正的抗争，不仅是坚决抵抗，更是主动出击。最具代表性的是辅仁大学爱国社团炎社。魏书亮介绍说，1938年，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人组织成立炎社，以顾炎武为楷模，积极进行抗战救国的宣传。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以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

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此外，更积极组织活动，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个在沦陷区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组织，最终没有逃过日军的魔爪。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华北文协主要成员名单。随后，校内外华北文协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校内有张怀、董洗凡、徐恃峰、欧阳湘、赵锡禹等30余人。经4个月关押审讯，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协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1年多，饱受酷刑折磨，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以文化砥砺民族气节，以抗争护卫国家命运。辅仁大学的师生们，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诠释了辅仁的真谛。

红迹29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爱国学生为抗日预先军训

位于樱桃沟的保卫华北石刻摄影：户力平

在植物园樱桃沟水源东侧的平台上，伫立着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和纪念亭。纪念碑长28米、高3.3米，碑身为黑色磨光大理石，碑东侧镌刻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题写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八个鎏金大字，字体苍劲有力、金光闪闪。碑西侧镌刻着碑文。

纪念亭由三座三角形小亭组成，中央主亭高5.5米，边长5米；两边的次亭高4.2米，边长1.8米。其创意是：三角形是一二·九运动后举办军事夏令营时露营帐篷的缩影。三个三角形组成一个立体的众字，寓意着广大民众的觉醒和人民众志成城抵抗侵略的决心。挺拔的建筑线条象征青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3座亭在黑白相间的花岗岩台基上，周围矮墙上覆盖粉红色花岗岩压面石。

1936年暑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此举办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燃起热血青年的抗日爱国之情。至今这里还保留着当年热血青年留下的保卫华北和收复失地石刻遗迹。

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成员共200余人，来自北平各大、中院校，均为民先队员或具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

第一期夏令营于1936年7月10日开始，营员们在清华大学集合后，一路高歌，徒步行进，向西郊香山樱桃沟进发。大家士气高昂，精神抖擞。到达樱桃沟水泉旁，营员们扎起营帐，打起地铺，支起锅灶，开始夏令营的生活与学习活动。夏令营司令部设在退谷亭内，亭外围起雨布，内吊马灯。担任司号员的是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共产党员陆平。

每日清晨四点五十分，司号员陆平攀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吹响军号，唤醒营员们，揭开一天的紧张训练生活。

夏令营的生活十分丰富，营员们学习军事常识、游击战术，举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还进行爬山活动，以增强体力。同时举办政治讲座，听杨秀峰、黄松龄等教授分析抗日战争的局势，听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等阐述军事理论、作军事报告。大家更争相传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当时很难见到的文件；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和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激烈争辩当时的社会问题、理论问题。尽管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使保卫华北这个气吞山河的口号，响彻樱桃沟上空，这也是营员们的共同誓言！

一天中午，司号员陆平站在退谷亭旁，吹过午休号，正欲返回指挥部休息时，突然听到水源头传来阵阵的凿石声。他走过去一看，发现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共产党员赵德尊正在用地质系采样用的工具，在一块青灰色的岩石上凿出一个苍劲有力的保字，随着手臂的上下挥动，字迹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上。陆平心领神会，连忙接过他手中的工具，二人相互倒换着，在岩石上凿出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且呈十字形排列。每个字阔约六七寸，正正方方，凝重大方。二人歇息了一会儿，又仔细端详了一阵已刻好的保卫华北四个大字，本想再刻上1936年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但发现石头上面已没有地方了，只好作罢。随后，他们又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刻下收复失地四个字，字迹呈横向，自右向左排列。这也是当时热血青年发自心底的最强音，要收复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东三省。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活动的遗迹逐渐消失了。1980年6月，北京植物园管理科樱桃沟班工人在清除樱桃沟的杂草时，无意间发现了沟旁的一块长约2米，高约1.2米的大青石，上面刻有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但石刻依然完好。时逢北京市领导刘导生（1936年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到樱桃沟视察，经仔细辨别后，证实保卫华北四个字是1936年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活动时留下的，是难得的革命活动遗迹。多年后，又在樱桃沟的一个土坡之下发现收复失地石刻，虽然在土石中埋没多年，但字迹清晰可见，保存完整。

1984年，有关部门发起倡议，决定在香山樱桃沟建立一个一二·九运动纪念地，以缅怀革命先烈并启教后人。同年12月8日，举行了隆重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奠基典礼。2012年共青团建团90周年之际，又在此增建了青年服务国家雕塑墙，五只紧握的拳头喻示着青年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决心。

如今，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已成为樱桃沟的一处景观，既是红色纪念地，也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